提到生活垃圾分类，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在不少城市中，标有“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等标记的垃圾桶随处可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并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同时对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都提出了具体规划。

　　《方案》发布后，生活垃圾分类再次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

从鼓励到强制  

　　居民提来垃圾，称重后，拿着积分卡往类似POS机的机器上一刷，积分就打到了卡上。1公斤厨余垃圾积2分，1公斤废旧报纸积10分，200个积分折算15元，可兑换卫生纸、洗手液等生活用品，或者享受家政保洁、理发等社区服务。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五区社区的“绿馨小屋”前，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着。

　　劲松五区有26栋居民楼，居住着近1200户居民，每天平均产生各类生活垃圾近5吨。这里分布的3座绿馨小屋，是专门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的小场所。绿馨小屋是北京首创智慧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震在2012年建立的。在此之前，李震已经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工作多年。

　　如今，把分类垃圾送至绿馨小屋已经成为社区很多居民的习惯。分类后余下的垃圾，则被投放到社区主路边标有“其他垃圾”的大桶中。同时，社区还有定时巡逻的厨余垃圾收集车，居民招手即停，也可以刷卡积分，主要为了方便年龄较大的居民。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清运车将错时进入小区清运垃圾，每辆车上安装有GPS定位系统，防止混装混运。这些垃圾清运车将劲松街道的厨余垃圾送往位于大兴区瀛海镇的南宫生活垃圾堆肥厂，经过发酵降解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变成可被再利用的肥料，“其他垃圾”则被运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在过去，劲松五区的垃圾处理可不是这种景象。原来社区内虽然摆放着绿、灰、蓝三色分类垃圾桶，但多数垃圾还是混堆混放，只能统一清运。“倡导生活垃圾分类需要有个过程，但通过合理的方法，还是可以做到的。”李震说。

　　绿馨小屋的方法代表了当下国内生活垃圾分类的一种典型模式，即以自愿和奖励的方式鼓励居民进行分类。而此次《方案》的发布，则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的强制性。

“所谓强制，隐含的意思就是界定了垃圾分类的责任，明确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产生者，要对这些垃圾负责，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解读说，“但根据国内的现实情况，估计短时间内可能还是会将强制性手段与激励性措施结合起来，双管齐下，让居民尽快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

生活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  

　　生活垃圾，是固体废物中的一种。垃圾分类则是指按照垃圾的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影响以及现有处理方式的要求等，将垃圾分离成不同类别，为后续的科学处理提供基础，有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垃圾分类是发达国家较早进行的，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些城市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比如1993年北京制定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到了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分类拉开序幕。

　　生活垃圾分类，具体应该怎么分呢？“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二分法，比如干垃圾与湿垃圾，或不会烂的垃圾与会烂的垃圾；有三分法，包括可回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还有四分法，包括可回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其实，世界各国的垃圾分类方法不尽相同，这需要因地制宜。”刘建国解释说，“比如，日本的生活垃圾分类非常细致，一个矿泉水瓶，瓶盖、瓶身、标签都是要分别投放的，铝塑包装上面的一层塑料膜要揭下来，再把其余的纸和铝分离下来，擦干、抚平、绑好，积累之后分别投放。但他们的易腐垃圾并不单独分离，而是与其他垃圾混合到一起送到焚烧厂。生活垃圾分类是个完整的系统，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后端有什么样的处理设施，我们就要实事求是地在前端设置什么样的分类方式，否则分类出来没地方去，还是要混合在一起。”

　　此次发布的《方案》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并未提出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办法，给出的参照方法是分为包括废电池、废荧光灯管等有害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易腐垃圾以及包括废纸、废塑料等在内的可回收物三类。但《方案》强调“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

　　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这是此次《方案》中的一个亮点。“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家庭有害垃圾的单独收集相对来讲是个短板，而这次的《方案》把它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两网融合与三个衔接  

　　国内垃圾分类进行了这么多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垃圾分类的意识得到了普遍宣传，大家的认识也提高了。刚开始做垃圾分类时，主要还是提可回收物，现在已经细化为可回收物、家庭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这与国际上先进的国家基本一致。”徐海云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的感觉是我们垃圾分类搞了多年，可从表面上来看止步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徐海云看来，这是因为三个对接还有待完善，即可回收物与废品回收利用系统的对接、有害垃圾的收集与危险废物收运系统的对接以及厨余垃圾收运与整个生物质的利用的对接。“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要从顶层设计、全社会参与等方面逐步推进。”徐海云说。

　　徐海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拾荒者的废品回收系统，他们是可回收物分类的主力军。与日本、德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的废纸、易拉罐、废塑料等回收率也是很高的。但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家底还没有摸清。“每个城市现有的废品回收系统究竟能回收多少纸、金属、塑料等，收集后去了哪里，有什么问题、困难，我们还不清楚。”徐海云说。

“再生资源回收或俗称的废品回收与垃圾处理的两网融合是必然趋势。”刘建国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两网，发达国家只有一网，但在初期也是两网并行。“两网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如今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从事废品回收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成本太高了，这样更多的垃圾进入到垃圾处理系统中，增加了负担。此前废品回收是市场主导，垃圾处理是政府主导，推动两网融合，实际上要承认废品回收就是垃圾分类，废物利用就是垃圾资源化，废品回收跟垃圾处理一样，也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样废品回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取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在刘建国看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环节的配套衔接，形成高效顺畅的系统。“‘四分系统’关键在一头一尾，即分类投放和分类处理。前端分类投放准确率较低，制约了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污染控制效果；反过来，后端处理设施不到位和低效率又影响了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所以一方面，居民要尽到垃圾分类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分类处理设施规划建设。”

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与  

　　如何提高全民参与程度，也是摆在生活垃圾分类面前的一个问题。

“这是习惯养成的问题，它与社会整体的进步相关，涉及到人的心理、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改变习惯需要时间。在日本，活动中心、运动场所等公共空间里，很多是没有分类垃圾桶的，需要自己带着相应的收集容器，把垃圾带回家再投放。日本垃圾车的收集是定时的，错过了只能等下一次，于是一些家庭把冰箱下面一层专门用来冻垃圾。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是不可能马上做到的，我们需要耐心，需要循序渐进。但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垃圾分类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要多反思自己，不要把责任一味推给他人。”

　　采取各种措施，能让大家便捷地进行垃圾分类，尽量不增加麻烦，这是李震认为调动居民积极性的有效方法。“垃圾分类首先要满足居民‘我要扔垃圾’的需求，然后才是‘如何扔垃圾’。”李震说，“另外，在进行垃圾分类前要先好好考察社区的情况，然后因地制宜。比如，对于拥有较多长期在家的年龄偏大居民的老旧社区，积分换东西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对于拥有高端物业或者居民流动性较大的小区来说，利用二维码、手机App等方式让分类更便捷则比较有效。”

　　目前，李震等人在劲松街道为居民办理了“首创智慧绿卡”，建立“绿色档案”，目的是摸清社区垃圾的综合成分等信息，为以后的垃圾分类工作提供更精细化的数据基础。

　　对于生活垃圾分类，不少人还有个担心，就是“我投放好了你又把它混起来怎么办？”在徐海云看来，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避免。“比如说德国的包装垃圾桶中的东西，其中有一半还是要进焚烧厂进行处理的。我们个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做好正确的投放。”

　　在徐海云看来，生活垃圾分类的全民参与还离不开倡导对再生产品的使用。“可回收物最终要变成产品，需要市场。一提到循环经济，大家可以夸夸其谈，但问题是如果没人购买再生产品，这就是空话。明确告知消费者这是再生产品，消费者愿意去购买，这才是绿色循环经济。”对此，刘建国表示赞同，“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再生产品最终也只能变成垃圾。”

　　垃圾分类是一种手段，最终要解决的是垃圾问题。刘建国和徐海云都表示，从源头上来说，还是要提倡每个人消费模式的改变，尽量少产生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不等于减量，但有助于减量。分类可以倒逼前端立法、执法、制度、规范的逐步完善，比如生活垃圾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包装废物管理条例的出台，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行，快递行业、餐饮行业作业规范的制定等。生活垃圾分类也可以引导居民养成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习惯，埋下环境保护的种子。”刘建国说。

(责编：魏艳、赵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