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两个中国年。

第一个想谈的年份是1977年。这一年，我父亲十二岁，也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为了挣工分，在“双抢”的季节里，父亲从早到晚都杵在田里，两条腿全是蚂蟥咬得一个个大包。那一年，父亲就暗暗立下自己的目标：考上大学，不再让自己的孩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三年以后，父亲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父亲说，“考上大学”对于一个农村放牛娃来说，是个比天还大的梦想，父亲是翻烂了一本本教材，整本英汉词典从A背到Z地一步步走向他的梦想。

2006年，有人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当年的中日关系；也有人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来描述经历了冰冻，最终走向回暖的两国关系。而这一年，我十三岁，我所在的小学与日本福冈市立若久小学成为友好学校，并派出参观团前往日本，我是其中一员。第一次去日本，固然是被迪士尼乐园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游乐设施所吸引，更是讶异于日本小学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早上参观完若久小学后，中午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午餐都是高年级的孩子做的，而低年级的孩子要负责帮厨。饭菜很简单，我至今都记得，一碗粥，一碟青菜，一碟配料。可是他们吃的很开心，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我也很开心，但是心里还有几分说不出的酸涩，因为与他们同龄的我们，在国内被称作90后的“小皇帝”、“小公主”，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不舍得让我们做家务，只让我们“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时我想我不仅要读书，还想给爸爸妈妈做一顿饭，一顿满汉全席。回国以后，我开始缠在妈妈身边，做了她的小学徒。

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窗边的小豆豆》，作者黑柳彻子来到巴学园后，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让一般人眼里“怪怪”的小豆豆逐渐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并奠定了她一生的基础。那时，我的梦想就是建一座巴学园，让小朋友都可以自由在的学习玩耍，不必再在奥语奥数奥英的苦海中苦苦寻觅。喜欢玩泥巴的可能是陶艺大师，喜欢爬树的可能是攀爬家，喜欢追逐打闹的可能是未来的博尔特……可惜，我心中的巴学园至今未建成，我只能在心里一点点勾画着它。初中时，我作为志愿者，负责照顾几个智障儿童，陪他们画画，折纸。那时，我心里有点羡慕他们，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他们孩童的天性被呵护着，他们的兴趣愿望被尊重着。我陪着他们，想着自己的巴学园。

古时的中国梦是属于帝王的，无论是秦的兴建长城、统一度量衡，还是汉的独尊儒术、张骞出使，都是为了巩固王朝统治。晚清至民国时的中国梦是属于有识之士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谭嗣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的胡适，是他们在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里勾勒出一个个瑰丽的梦。新中国成立后，梦是属于国家的，五年计划，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时，集体大于个人，国家胜于一切。今天，中国终于成长为一个GDP全球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第三的泱泱大国，可是，中国步伐迈得太大了，忘了等等他的人民——大头宝宝层出不穷，老人摔倒了也不敢扶，黄浦江上死猪泛滥，白领不吃不喝50年才能在北京买套房……08年自公民意识觉醒后，民众日益关注那些生活小事，更加坚定地走在捍卫自身利益的路上。今天国家的梦想，是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的。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现在的“我”开始行走在逐梦的路上：举牌反对广州地铁的翻新工程的少年陈逸华，“免费午餐”的发起人怒目金刚邓飞，状告铁道部2006年春运火车票涨价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郝劲松……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路上有你有我。